（2）通过民主讨论协商及党员的模范作用和同群众商量。
为了使规范目的说更具备可操作性，拉姆绍尔探索出了几条标准。如果损害强度很大，对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关联的要求可以适度放松。
换言之，只要没有明确规定特定的损害形式，基本权利条款原则上保障主体不受来自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损害。其中，行政法律行为间接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害被称为后果效力的事实损害，而间接给第三人带来的损害则被称为附带效力的事实损害。《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2]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国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仅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足以认定对基本权利的损害，二者之间必须具备特别的法律关联，否则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将漫无边际。最后，这一观点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于立法者的可预见性需要提出哪些标准，加尔瓦斯未能给出明确答案。
[23] Hartmut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8 Aufl. Muenchen 2011, § 30, Rn. 5. [24] 无法消除的损害也不一定总引发赔偿，赔偿请求权成立与否还取决于导致无法消除损害的具体原因，原因可能来自公权力，可能来自当事人，也可能来自第三人。法律保留原则要求立法者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同时授权行政机关去执行，并确定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可以向个人提出何种要求。1982年3月9日、10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民主党派的孙起孟委员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它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完全得到肯定，但这不等于说，在宪法中不需要用明文给以明确的反映。
有哪些大事呢？根据顾昂然的记录，彭真在1981年7、8、9月的谈话要点中，提出本世纪至少有三件大事：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帝制，开创中华民国。前不久，王汉斌在他的访谈录中也明快地给出了答案：开始研究修宪，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一定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7]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也很有些思想混乱。那么，结合张友渔前面批评1975年宪法的内容，他所说的不是组织上的领导，又应当如何理解呢？ 第三个问题：党的领导中的党是指什么范围的主体？ 按照彭真在不同场合的表述，这个范围从党中央到国营工厂的党委，是相当广泛的。
这里有必要回头专门分析上述楷体字中彭真对党的领导方式具体种类的表述，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有些青年，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
阅读他1979年复出到1981年间的十多次讲话或谈话可以发现，他在很多场合都不断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总之，办什么事都要??依靠群众，为了群众。[70]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370页。[14] 所以，就笔者所阅，从已经公开的与宪法修改的相关资料看，尚不能得出叶剑英直接支持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的结论。
[4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24页。党的领导究竟是指什么？还是前述彭真在1982年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所做的说明最有说服力，即：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是靠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正确，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彭真接手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后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80年10月13日，他专门致信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取消1978年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的条文。
注释: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条件下立法的预见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2BFX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到了10月27日，彭真在前面三件大事的基础上又提出，本世纪发生了四件大事，第四件大事就是，建国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而这个回应与前述邓小平和他本人的回应有类似之处，但又更完整、更严密： 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决不是说党不会犯错误。[62]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104页。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以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抓住和实现了彭真所说明的立宪原意，在认识上，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宪法制定后对党的领导的理解的分歧，包括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都会得到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入手。[71]这实际透出一个明确的含义：宪法中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根据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确立的，或者说，党把作为党内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运用于宪法的国家机构之中。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1] 但是，解放思想和反思历史又带来了另一方面的思潮和现象。[36] 这种写法实际是积极地回应了有关方面要求对党进行监督的意见。
[3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97页。[6] 第二，在解放思想的大气候下，西方的所谓民主思潮迅猛地涌进中国，加上五十年代对政党问题不同意见的遗留和影响，都大大冲击了共产党永久执政的传统观念。
在彭真的主导和亲力亲笔下，到1982年春，序言中对如何写党的领导已大体有定数了。重要的是，按照立宪的原意，党的领导，最根本、最主要的还是前述彭真所阐述的含义，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应当片面强调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去代替国家机构的组织，不应当片面倚重党的组织对党员下命令，更不能把党的领导错误地理解为发号施令。
胡乔木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他用十分开放的态度对待宪法修改，根据顾昂然的记录，他甚至曾经考虑，宪法可以不必写序言。[60]短短七个字，反映了他对党的领导靠正确、不靠命令的重要主张。邓小平的决断对地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结前两部宪法的教训，第一个写法和第二个写法在宪法修改的讨论中首先被排除了。
《序言》里明确肯定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64]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怀法制建设》，第103-104页 [65]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104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75] 参见陈斯喜、刘松山：《宪法确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经过》，载《法学》2001年第2期。
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宪法的实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领导。
所以，各方面在讨论要不要写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在紧张地思考和权衡不同的表述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与其将党的领导方式直接写入宪法，还不如以说理的方式在宪法修改的相关说明文件中加以解释来得妥当。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无疑是正确的、必须的，但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否要写进宪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写进宪法，就涉及国家领导体制、社会的认可度、党的领导方式和法律效力等问题。宪法不搞争论，要以理服人。
第二，它解决了宪法和法律不能规定或者不适宜规定的诸多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
如前所述，彭真对胡乔木有关党的领导方式的设想，曾批注：靠正确、不靠命令。这种反思产生的积极一面，用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标题，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党的领导载入宪法已经三十年多了。他明确地说，序言中党的领导，主要是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员的模范作用，不是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领导。
